黄惠菁: 节能,我们不能输在高新技术上

来源:广东建设报  发表时间:2010-12-28 16:36:59 

    “若是输在了高新技术方面的话,我们就无法立足于节能这条产业链的高端。”关于技术之于节能的重要,广州市设计院室总工程师黄惠菁如是说。

    与美国SOM建筑事务所联合设计的珠江城项目,是黄惠菁参与的众多国际合作设计项目之一。当这个汇集十一项最新高端节能技术,被誉为“世界最绿摩天大楼”的项目近于交付之际,黄惠菁内心深处也是感触颇深,不过,“内心里更多的是一种渴望,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主原创设计”。“难道自己的设计团队不能够独自挑担大型项目的设计?”随着与国外建筑设计团队的合作愈见其多,譬如琶洲保利项目、珠江城项目等,黄惠菁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她最终发现国内的设计团队并不输于国外设计力量,完全有能力自主地进行大型项目的设计工作。

    不过,黄惠菁也发现,在节能建筑领域,国内设计团队所侧重的依然是传统的被动式节能,对于高技术、新材料的掌握与运用能力,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虽说,两者各有各的益处,但是在黄惠菁看来,采用高技术、新材料的效果则是远非止于建筑节能,此外还有对于科技的推动甚至是生产力的变革等。

    

“建筑是一部居住的机器”

    技术至关重要

    记者:您参与设计的珠江城项目业已进入工程收尾阶段,做完这样一个被誉为“世界最绿摩天大楼”的工程,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黄惠菁:渴望,一种对于原创设计的渴望。我希望有业主在一定投入的条件下能够实现自主设计,目前国内的大型建设项目多数由国际建筑事务所担纲,而国内的设计团队多是发挥深化设计的配合作用。

    记者:您也多次在这种大型项目中参与了与国际设计力量的合作,就您觉来,较之于国际设计水平,国内设计力量是否有差距?

    黄惠菁:随着项目经验的不断积累,国内的设计水平是在不断提高中,就这种国内外合作的具体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之前,在一些与国外合作项目中,我们更多的是居于一种被动的配合,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从目前的项目合作方式来看,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拿珠江城项目来说,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甚至对于原方案中部分细节可以提出基于充分证据之上的否定。

    记者:那么,何以在中国建筑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较之于本土设计团队,国际设计力量明显受青睐得多?

    黄惠菁: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国外设计团队对于技术的综合运用更为先进、彻底。正是这种对于新技术、新材料的敢于探索与运用,才使得他们在方案中更为大胆,包括对于绿色、低碳的实现,其方式也更为先进与多样。

    在珠江城项目中,美国SOM建筑事务所运用了十几项新技术、新材料,然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中多数技术也是SOM的第一次探索与运用。

    可以说,对于新技术而言,国内外的设计力量都是探索者,不同的是,人家愿意主动地去接触、研究与使用,国内则更多的停留于文化层面的探讨。

    记者:但是,就现实层面来看,这种对于技术的追求更多体现于让建筑新、奇、特,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让建筑渐渐远离了本来面目,成为了象征与政绩。

    黄惠菁:倒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是技术的一个负效果吧。其实,柯布西耶就曾提过,“建筑是一部居住的机器”,那么,无疑技术的发展与提高对于建筑这一部机器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从砌体式结构到框架式结构,不仅是一种建筑技术的提升,也是人们居住空间舒适度的提升。柯布西耶在20世纪初,就是一个框架式建筑的先锋者,正是因为这种框架式结构技术的出现与运用,实现空间的大跨度与可移动,使得空间在质量与舒适度等方面得以大幅度提升。

    因此,技术与建筑是相辅相成的东西,技术从本质上说还是为人服务的,不但可以提升硬件质量,还可以实现软空间的舒适度提高,比如温度与湿度的舒适度、采光与通风的合理度,即实现一个低碳的软空间环境。

    

技术要融入设计,为空间服务

    记者:就您看来,在实现低碳建筑方面,主要的潜力在于哪里?

    黄惠菁: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在于让技术与设计的结合,这一点主要的就是要求技术能真正的融入到设计中,能够切实地为从设计形态与空间服务。

    欣赏国外建筑大师的一些作品,比如诺曼福斯特、皮阿诺等,在设计中都很好的融入了一些建筑的新技术,包括材料技术、构造技术等。可以说,在建筑中设计中,结合更多技术,包括空调技术、幕墙技术等,已经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了。

    但是,不难看出,多数的国内的设计师对于技术这一块则选择了漠视与拒绝。

    记者:就您认为,国内拒绝新技术的原因在哪里?

    黄惠菁:一方面是受制于业主的需求,业主基于投入成本的考虑,会对这些投入成本更高的新技术选择避而不用,毕竟,新技术的成本降低有赖于市场的作用,通过大规模使用以及产业化推动,进一步降低使用成本;另一方面,设计师本身对于新技术不够了解,没有主动地去接触与研究。

    记者:这在国内似乎已然形成了一种氛围:国内设计师更多的关注于文化层面以及传统的东西,就低碳建筑来说,似乎多数都青睐于传统的建筑教育中的被动式节能办法。

    黄惠菁:这与中国在转型期中所接触到的现代性的文化有关。转型期间的中国,更多接触到的是美国的文化,包括建筑。而美国建筑文化的源头在于后现代文化以及巴黎美术学院。与此相成对比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以及日本等建筑文化更多的是趋于理性层面的设计思路与理念,以德国GMP为代表,他们所设计的建筑形象更多的是朴实的,侧重的是对于内在的逻辑化。

    记者:就技术之外,您认为发展低碳建筑,我们急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黄惠菁:目前急需建立一个自主的评价标准,并且是一个可以不断新陈代谢、不断更新、完善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的制定,我建议,应该借助相关专业研究机构的平台,因为这些工作需要进行信息化的处理,需要数据的搜集与录入,进行信息的量化研究。

    记者:这种专业的研究机构,主要是指哪些?

    黄惠菁:就我觉得,对于一些高校的建筑设计院来说,更有利,也更合适,他们不但有着实践经验,而且在研究方面人力资源也颇为丰富。另外,各大设计院本身也应该根据各自力量进行一定的投入,进行相关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需要国家进行政策上的支持以及资金上的激励。

    记者:其研究内容,也即将实践中于项目中获取的信息进行量化处理?

    黄惠菁:对于信息的量化处理,是目前设计中极为缺失的一部分,它不但能增强设计师与业主沟通时的说服力,而且在建筑的绿色、低碳评价方面更为细致与明晰。就目前的一些绿色建筑评奖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项目都是基于原理上是否符合绿色建筑,而非是通过具体的量化数据进行衡量、对比。

    记者:我们采访了许多业内人士,他们对于当前国内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持有不同的意见,您如何评价?

    黄惠菁:过于大而化之,显得不够细致,比如只是将建筑分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两大类进行,显然不够科学。在公共建筑中,医院类、酒店类、办公类等建筑明显有着不同的功能需要与能耗特点,因此,这些评价体系也有必要进行不断的更新与完善,分门别类的进行评价。

    

生态景观先行,关注整体环境

    记者:随着对于低碳建筑理解的深入,大家的关注开始从单体建筑的低碳转为了大尺度、整体环境的低碳,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黄惠菁:从低碳建筑到低碳社区、低碳城市,其实又回归到了20世纪初关于城市规划的一个设想,当时以两个设想为代表:其一是霍华德的“园林城市”,其二是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

    大体来说,美洲以及亚洲的这些超级大城市都或者按照或者暗合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的思维与理念来建设发展的,而少量的欧洲小城则是依据霍华德的“园林城市”来建设,所追寻的是依靠生态与科学的规划,实现田园式生活。

    记者:这种城市建设思维的回归,是建立在一种对于旧的发展思维的反思?

    黄惠菁:每一段的发展必然有着不同的两种或者以上的声音与道路,按照此一种思维发展一段时间后,弊端不断暴露,就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开始追寻彼一种发展思维,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发展形态。

    而这种对于“明日之城”的反思以及“园林城市”的回归,则是有着现实的可能与必然,现代大都市中环境、交通、建筑、资源等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迫使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出路,寻求与大自然的和谐。

    记者:反思的结果,便是逐渐关注到低碳建筑的大尺度衍变,也即低碳城市。在国家层面,已经开始了低碳城市的政策性支持,那么规划与设计的理念方面是否已经有所转变?

    黄惠菁:从低碳建筑到低碳社区、低碳城市,其实都已经有了相关的操作。在理念方面,一个新的转变就是生态景观先行,也即在规划之前开始进行生态景观的设计,目的就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建筑用地所处环境的生态,营造一个宜居环境。

    记者:那么,在实操方面是否已经有所体现?

    黄惠菁:前不久我们在科城山庄的项目上,就已经对此理念进行了实践。我们在项目中设置了一个集中的绿地,对项目所处环境的小气候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对于整体环境的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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